他不得不承认，人世存在善良。这名苦役犯早就是善良的，而他沙威也刚刚变善了，这真是天下奇闻。他从而也就堕落了。
他感到自己懦弱，开始讨厌自己了。
在沙威看来，理想，并不是讲人道，也不是追求伟大崇高，只求无可指责。
然而，他却失误了。
怎么会到这一步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他无法向自己交代。他双手捧头，怎么解释也不能自圆其说。
自不待言，他一直打算再度将冉阿让交给法律。冉阿让是法律的囚徒，而他沙威则是法律的奴隶。他一刻也没有认为，他抓住冉阿让时有过放走他的念头。可以说，他在不知不觉中张开手，把人放走了。
各种各样的新情况，在他眼前像半开的谜团。他自问自答，而对自己的回答又十分震悚。他心中发问：“这个苦役犯，这个走投无路的人，我那么追捕甚至迫害他，不料反落到他的脚下；他本来可以报复，无论出于仇恨还是从安全考虑，他都应当报复，可是却饶恕了我。他做了什么呢？尽他的职责。不对，还有别的东西。而我也同样饶恕了他，我又做了什么呢？尽我的职责。不是，还有别的东西。除了职责，难道还有别的东西吗？”想到这里，他心惊胆战，他的天平脱了节，一端秤盘跌入深渊，另一端秤盘举到天上。无论对举到天上的还是对跌入深渊的，沙威都同样感到恐怖。他绝不是所谓的伏尔泰主义者、哲学家或者无神论者，恰恰相反，他本能地敬重确立起来的教会，但是把它认作社会整体的一个神圣部分。公共秩序才是他的信条，对他来说也就足够了。自从成年任了公职，他就几乎把警察当作他的全部宗教，他当警探，就像别人当教士一样。我们使用这种字眼毫无讽刺意味，而是取其最严肃的含义。他有个上司，即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没有想到另外那个上司：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