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与讨论中激烈的话语权争锋相较，梁漱溟最为在意的，是第四组提案。庄泽宣、崔载阳及古楳均来自国立中山大学，就大会中心提案给出10条意见，言简意赅，但态度明确，“现在谈不上建设，更谈不上复兴”“目前只希望能防止乡村更大的崩溃”，他们反对国家过分干预基层，以“县”为基本衡量区域，“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要‘与民休息’，把积极的施政变成消极的监察”，“县以下的设施完全交托本地的热心为公的人取办，任何名称皆可。上级机关只负监察好坏的责任，不可强制划一的去硬做”。三人在提案中专门提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养成上项人才起见，不妨设立如邹平一类的训练及研究机关，但仍以砥砺人格适应问题为主。在没有相当人才以前，万不可轻举妄动，徒自劳民伤财”[72]。不难看出，庄泽宣等三人从“防止乡村崩溃论”而否定乡村建设，与梁漱溟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