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与讨论中激烈的话语权争锋相较,梁漱溟最为在意的,是第四组提案。庄泽宣、崔载阳及古楳均来自国立中山大学,就大会中心提案给出10条意见,言简意赅,但态度明确,“现在谈不上建设,更谈不上复兴”“目前只希望能防止乡村更大的崩溃”,他们反对国家过分干预基层,以“县”为基本衡量区域,“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要‘与民休息’,把积极的施政变成消极的监察”,“县以下的设施完全交托本地的热心为公的人取办,任何名称皆可。上级机关只负监察好坏的责任,不可强制划一的去硬做”。三人在提案中专门提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养成上项人才起见,不妨设立如邹平一类的训练及研究机关,但仍以砥砺人格适应问题为主。在没有相当人才以前,万不可轻举妄动,徒自劳民伤财”[72]。不难看出,庄泽宣等三人从“防止乡村崩溃论”而否定乡村建设,与梁漱溟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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