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在此之前的两次Rauschenbush讲座上,人们都从耶稣的伦理出发,对所谓追随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之变节行径提出否定的观点。在其中一次讲座中[40],早期教会的严肃主义被认为应当保持而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重建。但该演讲并不了解,早期教会独特的伦理策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历史的错觉。而在另一次讲座中[41],教会的妥协仅仅被解释为基督教教义为适应新形势所做的必要调整。卡斯(S.J.Case)博士声称:“大范围的社会责任在古代仅仅很模糊地被人们所认识。然而,不论个人多么忠诚于基督教传统,他仍会常常发现,在现实中遇到棘手问题时,基督教传统无法作为其所有行为的指导。即使是个人行为问题,在耶稣时代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也以许多新的面貌出现。”[42]福音伦理独一无二的严肃主义由此被归于特殊的时代与地域环境——例如,与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之复杂相比,农业社会就相对简单多了。而认为我们处理的是可能而精明的福音伦理这些解释,同样是源于对自由主义的错觉。一方面,尽管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都在告诉我们它不可能,但这种毫无实用的伦理仍然被宣扬;另一方面,其必要的妥协被视为仅仅是为适应变化了的时间与环境所做的调整。但在以上这两方面,基督教伦理的核心问题皆得不到清晰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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