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在此之前的两次Rauschenbush讲座上，人们都从耶稣的伦理出发，对所谓追随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之变节行径提出否定的观点。在其中一次讲座中［40］，早期教会的严肃主义被认为应当保持而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重建。但该演讲并不了解，早期教会独特的伦理策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历史的错觉。而在另一次讲座中［41］，教会的妥协仅仅被解释为基督教教义为适应新形势所做的必要调整。卡斯（S.J.Case）博士声称：“大范围的社会责任在古代仅仅很模糊地被人们所认识。然而，不论个人多么忠诚于基督教传统，他仍会常常发现，在现实中遇到棘手问题时，基督教传统无法作为其所有行为的指导。即使是个人行为问题，在耶稣时代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也以许多新的面貌出现。”［42］福音伦理独一无二的严肃主义由此被归于特殊的时代与地域环境——例如，与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之复杂相比，农业社会就相对简单多了。而认为我们处理的是可能而精明的福音伦理这些解释，同样是源于对自由主义的错觉。一方面，尽管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都在告诉我们它不可能，但这种毫无实用的伦理仍然被宣扬；另一方面，其必要的妥协被视为仅仅是为适应变化了的时间与环境所做的调整。但在以上这两方面，基督教伦理的核心问题皆得不到清晰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