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三《春秋礼》的导言中，康有为说：“《春秋》为改制之书，……而礼尤其改制之著者”。“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孔子之礼亦在仲舒。”“董子，尽闻三统，尽得文质变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董仲舒的礼学，“为《春秋》之大宗，今学之正传”。因此，康有为采摘《春秋繁露》关于礼的论说，“以备欲通孔子之礼者考焉”[87]。这里是进一步强调《春秋》的要义是改制，而礼是改制的重点。怎样改，改什么，可以董仲舒的见解为依据，进而通达孔子之礼。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康有为分别以改元、授时、三正、爵国、度制、田赋、宫室（及明堂）、乐律、学校、选举、封禅、宗庙、刑罚为细目，摘编了《春秋繁露》关于礼的内容，并肯定了其中的价值。
在卷四《春秋口说》的导言中，康有为认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公羊家早出于战国，犹有避讳，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尽发之。”因此，他“择录董子之传口说者，以著微言之不绝焉”。这是强调《春秋》之义在口说，董仲舒尽得口说之真传，因而必须认真学习并倚重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说，这其实也是康有为从新的角度肯定自己变法改制主张的历史合理性。在这卷中，康有为的按语特别多，重点在于通过对别的文献的比对，论说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不见于经典的部分，是得孔子口说之真传。他对于《春秋繁露》中“出《公羊》外”的内容，特别注意论证其依据所在。不是“与《梁》同”“与汉儒同”“与刘向同”，就是“与何注同”，甚至是“与何注同，经、传无义，知为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