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试图减轻农民负担的另一项主要措施是“二五减租”。在这方面，浙江省政府在全国开始得最早，也最见成效。还在1927年5月27日，浙江省政府在公布的《浙江省最近政纲》中，就提出了减轻佃农租25%的主张。11月，省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了1927年浙江《佃农缴租实施条例》，定本年正业农产之全收获量50%为最高的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25%缴租。同时限制撤田、不缴租，限制预租；并为佃业纠纷规定了仲裁机构，以省党部和省政府为最终仲裁机关。次年，浙江省政府又通过了《浙江省十七年佃业缴租章程》，对1927年条例中未作规定者加以补充。“二五减租”明显地提升了佃农的地位和其对生产的兴趣，而使地主的利益受到触动，地底价明显低落，永佃权比从前大为上涨。人们的产业观念发生了变化，有产业者宁愿把田产出卖，因为有田产的业主必须负担田赋，而田产越多越容易和佃户发生纠纷。一旦佃户不缴租，就得打官司，而为了几十元收入，赔上更多的诉讼费，不仅得不偿失，而且通常情况下还未必能够打得赢。
当然，由于地主收入减少，不可避免地使由地主负担的田赋也会短收。而政府方面，不仅不会相应减赋，反而还因财政拮据而不得不加收建设特别附捐、自治经费、治虫费、农民银行基金、保卫附捐、飞机捐、教育亩捐等等。因此，到了1929年，浙江省政府就不赞成继续实施“二五减租”了。因为实行“二五减租”后政府税收，特别是田赋逐年减少，佃农在减租后却并无多大利益，政府反而要为调解租佃纠纷成立佃业理事局，每年耗资数十万元，颇不合算。对此，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经国民党中央派戴季陶出面调停，才找到了折衷的解决办法。经国民党中央核准后规定：土地收获副产除应全归佃农外，由佃业双方就各该田亩情形，以常年正产全收获量37.5%为缴租额，自行约定新租约。不过，就具体实行的情况而言，“二五减租”其实在浙江省的大多数县中均未能够得到推行。得到推行的县，有的也只行了几个区，如萧山、诸暨、寿昌等；有的则只行了几个乡，如丽水、青田、海宁等。浙江省党部对此现象的检讨是：“此种原因，由于国民革命之势力未能深入整个下层，残余之封建分子依然具有若干统治农村之权威，减租运动在受其积极的或消极的摧残或阻碍者半；由于缴租、计算、订约种种手续过于繁琐，非一般农人所能了解，而因循不行者亦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