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经济模式，其内涵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不仅有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严密计划和平衡对称的经济结构，以及按部就班的生产过程，还有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与管理机制，即所谓的官僚制、科层制，以及讲究程序的操作机制，照章办事甚至文牍主义的工作作风。而命令经济虽然并没有像它的“兄弟”那样定型，但依然有着某些截然相反的属性，那就是群众运动，不讲常规，不断突破制度的限制等等特质。显然，以刘少奇和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一线领导人，对计划经济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亲和力，而毛泽东恰恰相反，对命令经济有着压抑不住的偏爱。在很多人眼里，毛泽东是个对经济建设既不懂行，又不热衷的人。其实，毛泽东比谁都在意有无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从《资本论》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直都在读。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大手笔、富有诗意的领袖，在战争年代，他的这种特性，对中国革命取得巨大而迅速的胜利，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群众运动政治操作和不讲常规的工作作风，在毛泽东大手笔的涂抹下，常常有出奇制胜的神效。进入建设时期，面对具有成型经验的苏联和更为强势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学习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系显然是不可抗拒的选择（否则就会被社会主义阵营扫地出门）。然而，随着这种过于规范的体制在中国逐渐扎根，而且成就斐然，毛泽东和这种体制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凸显。当然，毛泽东其实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学这个体系的理论，从而掌握其中的规律，但是他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他以往的成功，阻碍了他的这种尝试，一位公认的伟大领袖，实际上置身国家建设的事外，这种地位是他难以忍受的，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另起炉灶。当中国正在大规模地享用计划经济的好处的时候（1956年），却要大张旗鼓地反思这个体系的弊病，走自己的路，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对计划经济的反感，按常理是讲不通的。其时，即使在苏联，也只是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已，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