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国人追求现代性和反省现代性并存，构成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张力，教育作为变革社会晴雨表一样的历史存在，概莫能外。社会教育作为一种“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思潮，现代和传统的巨大缝裂，在这里得到一种神奇的缝合尝试。社教社于1931年年底成立，此时“尊西崇新”已逐渐落潮，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权势实体主导下，“中国化”“本土化”呼声日高，“由追求思想而变为改造现实，由高唱‘世界’而改为呼唤‘中国’”[19]。社教社虽以留学生为核心成员的主体，但参与其中的人们似乎不再单单“挟洋自重”作为争夺话语权的砝码，从而表现出来一个看似悖论而又普遍存在的现实，即它的成立不仅进一步促进西方成人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而且还壮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他们在用一种去新教育、去专业化的“反省现代性”方式，来追求中国社会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构建。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体系里，桑代克的成人学习心理、杜威的实用主义、巴伦的现代生活课程理念与儒家传统“仁义礼智信”、新儒家的朝会和谐相处；在他们的制度设计中，现代与传统一片融洽，在“唤起民众”“复兴民族”背景下，不仅塾师、地方士绅、乡村自然领袖、青年骨干重组学董会，乡村学校重新被打造成地方文化中心，而且民间艺术形式被再次重视，说书、唱戏、滩簧、国术、民谣旧形式重焕光彩，与幻灯、电影、人体挂图一起，列入社会教育方式。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政学两界的双轨行走，身份变化为争夺社会教育的话语权力增加砝码的同时，亦沟通了政学两界，践行了“政教合一”的路径设计。质言之，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的社教社的出现，不仅仅完成了社会团体的民间力量整合，努力政学两界的联络，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这种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的内在张力进一步深化，这一点，学界长久以来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揆之史实，社教社社团形象的“自我塑造”大多包含一定的自我标榜色彩，“他者视野”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相对疏离的观察，为那群35～50岁为主体的青壮年知识精英打造的社教社提供一种理性的、中立的历史理解和观照。实际上，通过对社教社自我塑造和他者视野的综合，我们就有可能最近距离观察这个历史存在，细致地分析社教社和参与其中的人物及活动，我们就有了对那个时期政治、学术和教育中的权力关系做出描述的底色，正如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所言：“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深刻认识过去的思想，或许就可以揭示未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