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那些没有干惯的人，干这活儿当然很苦，”他说，“但干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习惯成自然嘛。就是伙食要像样。起初伙食很糟，大伙儿都挺不满意，后来伙食有了改进，干活儿也就轻松了。”
接下去他讲到，他在外面做了二十八年工，总是把全部工钱都寄回家，开头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则交给掌管家务的侄儿。他每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花两三个卢布，要说享受嘛，也就是买点烟草和火柴罢了。
“我也有罪过，有时候累了，也喝一点儿伏特加。”他露出负疚的微笑，补了一句。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后女人怎样当家，今天回家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还讲到他们中间死了一个人，另外有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角落里。他还是个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他显然在发疟子，还没有退烧。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但那孩子那么严厉而痛苦地对他瞅了一眼，弄得聂赫留朵夫不敢问什么，只是劝老头儿给他买些奎宁来吃，并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药名交给他。聂赫留朵夫想施舍些钱给他，可是老头儿说不需要，他自己有钱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