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的回上海只相差五天，相别了半年的仿吾，出乎意外地扶着他的长兄的灵柩，也由广州回来了。仿吾是6月去的广州，在广东大学充任理学院的教授，同时兼着黄埔军官政治学校的教官。
他的长兄劭吾，任着第二军的军需处长，得了心脏麻痹病突然死去了。仿吾扶着他的灵柩要转回长沙，因此在上海又凄寂地聚首了两天。我最忘记不了的，是仿吾提起他的家事便要伸出两只手来。“这两只手！这两只手！”他的意思是，他的长兄留下了五个遗儿，还有他的生活能力薄弱的次兄也有五位子女。这一双手都是须得他来扶持。他的长兄虽然在做军需处长，但当年的广东经济是异常窘绌的，军队的给养时常闹着问题。仿吾尚未去广东时，军需处长曾写过信给他，叫他在上海设法弄点钱寄回长沙去养家。这是我所知道的事。1926年8月，我跟着北伐军路过长沙时曾去看望过劭吾的遗儿，我记得顶小的一个还在母怀中吃奶，顶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家况是相当寂寞的。尔来十几年了，那些孩子和仿吾也是离开了的，不知道他们的情形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