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独自走在从未走过的川南丘陵间起伏蜿蜒的小路上，还是坐在狭窄的船舱里，他都精神饱满，以充满新鲜感的眼光观山望景，有时还吟诗作乐。每天他都坚持将沿途所见所闻及自己觉得满意的诗写入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在船上无事时，还可以看看书报。
天气已是秋末冬初时节，他身上只穿了件毛线衣，外罩阴丹士林布长衫，背一个捆成棒槌状的小布包袱，内装两套换洗衣裳及牙粉牙刷。他贴身内衣口袋里放有5块银元作为备用。另外有拿一块大洋换成的当五当十的铜钱若干作为零用。他不抽烟不喝酒，伙食简单，开销极少。若是乘船，与船工一起吃船上伙食，一碗“帽儿头”（堆成帽状的米饭），一碟咸菜，一碗豆腐汤或鸡蛋汤，总计不超过1毛5分钱。
不过，文强的川南之行决不等于是自费旅游。
他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
一份保存至今的历史文献使我们得以了解到文强这次巡视的许多情况。
1930年12月16日，文强以乃智（即莱之）的化名向中共四川省委写出了川南巡视报告。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川南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川南行委（即“立三路线”全国大暴动时期共产党与共青团及工会组织合并后的行动委员会，报告中简称为“南行”）领导骨干被捕后，“指导机关就等于失了作用”，自贡地区原有同志一百零几人，现在减少至三分之一。“问负责同志也答复不出来原有同志到哪里去了。工会组织完全等于倒台，一个工厂委员会，一个工厂支部都没有。党的军事工作完全等于放弃，不但没有新的发展，连荣县所有七个士兵支部完全倒台。”“南行飞速通信的关系都失掉”，“从南行主席团的同志一直到每个支部的同志，都感到没有办法……川南党的生活，自然要死不活，整个党的组织是破碎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