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做一个总结：在个案身上，若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唤起焦虑，这样的焦虑会引发自我的暴力式防卫机制，这些机制的本质是违反伦理道德，也是反社会的。不过一旦儿童的施虐冲动减弱，超我的性质与功能产生改变，就会引起较少的焦虑与较多的罪疚感，此时防卫机制被活化，奠定了合乎道德与伦理的态度。儿童因而开始关心他的客体，并且愿意服从社会情感。
虽然无须太过悲观，不过我们了解与一名成年罪犯接触、治疗他，是多么困难的事；但经验告诉我们，具有犯罪倾向和精神病的儿童都是我们能够接触并治疗的。因此，对出现犯罪或精神病异常征兆的儿童进行分析，或许是对付少年犯罪的最佳解药。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 （1935）
我早先的论述包含了一段对于施虐高峰期的说明。儿童在周岁以内经历了这个阶段，在婴儿时期最初的几个月里，其施虐冲动不仅朝向母亲的乳房，也指向她身体内部：掏挖、吞噬内容物、摧毁，极尽施虐之能事。婴儿的发展是由内射与投射的机制所决定的，最初自我内射了“好的”与“坏的”客体，不论是哪一种，母亲的乳房都是其原型——得到它时是好的客体，当它令他失望时是坏的客体，不过是因为婴儿将自己本身的攻击性投射到这些客体上，所以感觉到它们是“坏”的，而且不只是因为它们挫折了孩子的渴望，事实上孩子感觉到它们是危险的——害怕它们是会吞噬自己、淘空自己的身体内部、切碎及毒害自己的迫害者——简言之，就是极尽施虐之所能来达到破坏的目的。这些意象是根据真实客体在幻想中被扭曲的样子，不仅被装置于外在世界中，也借由吞并（incorporation）的过程被装置在自我当中。因此，很少有儿童能够通过焦虑情境（并且用防卫机制来反应），这种焦虑情境的内涵与成人精神病的内涵是可以相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