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两部书，是作者研究先秦学说思想的姊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判。按作者本意，它们应作为一个整体出版，书名就叫作《先秦学说述林》。为着出版上的方便，它们便分别面世了。作者在《十批判书》的后记即题为《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文中，略述了他在40年代中期以前治学的经历。关于撰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动因，作者是这样说的：
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瞭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19]
渊博的史家并不完全出于天赋即本身的学术素养，而往往是不断追求的自觉意识所促成的。如果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影响而作，那么《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便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启发下写出来的。[20]从对于古代社会的客观历史的研究，到对于这一客观历史所产生的并反映着这一客观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不仅表明了作者在研究上的深入，也表明了作者在推进自己的研究上的自觉和勇气。这是一条“人生如登山”的艰苦历程，但却把作者引向了渊博的境界。作者在这篇后记中继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