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而上达”，即“由建立于彼及吾人精神自性之行业，作整体之自我发现”；“不怨天，不尤人”即破除私我，超越人我、善恶、祸福之二元对立而入于“常”境，达到“整体之自我转变”；最后欲以“天”为知音，将全部身心寄托于天命，即“向此无上者以吾人全部有体作整个自我归顺”。奥氏所谓“牺牲之三联”，开启无上微密之秘钥，宛然具在。
不过，儒家和道家为达到反己复性，所采取的功夫路径是不同的。《文子》讲“遗物”，《庄子》讲“外物”，《易传》讲“开物”，而《中庸》讲“格物”，是以动态的“中庸”达性命之正。儒家采取的是“下学而上达”的礼乐实践，近于《薄伽梵歌》所推扬的“业瑜伽”；而道家抟气守静，应该属于“禅瑜伽”。《易》穷究天地阴阳之理，明显归于“智瑜伽”（Jnana Yoga）一路，《薄伽梵歌》谓之僧佉，也即数论。三种瑜伽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互补互生，构成一道使身心灵不断向上超升的阶梯，其顶端是巴克提瑜伽，也即奥罗频多所推举的向无上者返归的“敬爱道”。庄子谓之“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在涵融天人、有无的通“一”之境，以无所得之不执心，奉献于众生与神明，如是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与神明相配（配神明，醇天地）。《易·说卦》谓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顺于道德”属业瑜伽；“穷理尽性”是智瑜伽，但也涵有定安静虑之禅瑜伽成分；上达天命为巴克提瑜伽，而一以贯之的是“理”，也就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