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奥洛拉的信终于来到的时候,他病已经好了一些,开始起床了。乔治只在信尾签了一个名。奥洛拉很少问起克利斯朵夫的近况,报告的消息也不多;但另外倒托他办一件事,要求把她忘在高兰德家的一条围巾寄给她。虽然这不是一件要事(还是奥洛拉没话找话,临时想起的),克利斯朵夫却因为还能帮他们忙而很高兴,赶着出去了。外面下着骤雨,又来了个寒潮,下过了雪,刮着冰冷的风。街上连车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在寄包裹的地方等着。职员又无礼又故意把手续办得很慢,使他生气,可是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早已心神安定,照理不会让自己动火的,近来的脾气一部分是由于疾病所致;他的身体根本上已经动摇了,好似快要倒下来的橡树,挨了一斧,不由得发出一阵最后的颤抖。他哆哆嗦嗦地回家。看门女人在楼下递给他一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他瞧了一眼,原来是一篇把他痛骂一顿的文章。这些东西现在是难得有的了。打一个不觉得挨打的人是没劲的!便是一些最顽强的敌人,尽管讨厌他,也不由自主地对他有了敬意,唯其如此,他们心里很气。俾斯麦曾经说过,似乎带着点儿遗憾的意味:“人家以为爱是最不由自主的。其实敬重更不由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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