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临文化与理论话语上的挑战和困境，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任务凸显。如何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内在困境，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论述，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包括教育学学科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共同任务。作为“舶来品”的教育学，背负着学科发展中西关系的“世纪问题”,在众多外国教育学、教育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对教育学学科发展“中国道路”的渴求更甚其他。
(一)加强原创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
叶澜教授曾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一文中提出教育学“引进”的中国范式。教育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中，形成了对国外教育学翻译、介绍到述评、编纂、自编等一系列消化吸收的“中国范式”,并随着吸收对象的更替而多次循环。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学发生了“引进”对象转换和内容的巨变，但教育学中“引进”的“中国范式”,几乎不变地又上演了一遍。凯洛夫《教育学》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学，但其核心部分“教学论”的基调还是赫尔巴特的。粉碎“四人帮”之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短暂恢复期，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翻译、编译、综述、自编教育学学科的教科书和著作的高潮。中国教育学界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心态开始走向成熟，但并未改变中国教育学界与国外教育学界相比的弱势状态，学术流向的单向性意义。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