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教人士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这是他们焕发爱国心,顺应抗日时势而达变自身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渐成时代潮流,积极入世的宗教人士主张“国联”应对日本“加以有力之裁制,以绝人类之乱源”[14];强调宗教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抨击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宗教徒“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15]
七七事变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在行动上都曾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组团到海外揭露日人欺骗宣传,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敌将士,对国家民族,有相当贡献,并“使敌人阴谋诡计不攻自破,使敌人挑拨离间的梦想,完全成为泡影”。
在抗日理论方面,伊斯兰教界人士指出,抗战胜利,需要三个条件,“(一)坚韧奋斗把敌人赶走;(二)以消耗战促成敌人的崩溃;(三)静候更有利的国际形势的到达,以世界的力量解决暴敌。”而要实现这三个条件,就得坚持两个原则,即自力更生和坚韧耐心,打消速胜的心理,做长期的努力。
论到抗日思想上的入世达变,则以佛教界为典范。
在一般人看来,佛教讲究出世修行、戒杀生,而抗日救国则是入世行为,是鼓励杀死杀伤敌人的,两者有矛盾之处,人们为此呼吁佛教徒在国家危亡之时应“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界爱国人士顺应时代大潮,对传统佛教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佛教本身,固无人我是非之分,但在世间之中安立佛教,自不能无情理也”。[16]世间的佛徒,也属人类,而人类既有国家民族,当然要求能自由独立。所以佛教徒为保全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抵抗强掠,解除外力压迫,完全属于合理正当的行为,这也符合做人的道理。《护国般若经》教谕佛教徒,当所属的国家有内乱和外患,国家需要保护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护国之法,当“内聚众力,外集多援”。中国三万万佛教徒抵抗日本对本国的侵略,就符合佛教“护国”的基本教义,也符合《护国般若经》的教导。中国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要联合维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制裁日本,这样就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爱国佛教徒最后指出,若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教徒们就无法成佛,中国“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即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