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从司马迁对《春秋》中关于“人”的评价，从他说明撰述《史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以及他考察社会历史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方法，都可以看到司马迁丰富的历史思想。同时，他在《史记》中多处讲到“时”“势”“理”“道”这些概念，也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色彩。
此后，唐代史家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7]，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8]：南宋史家郑樵关于“会通”思想的阐发[9]；元初史家马端临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与“不相因”的见解[10]；明清之际史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的批判，顾炎武《亭林文集》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总结、分析，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对以往全部历史的判断和“势”与“理”关系的揭示，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含量。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学诚曾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家阐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11]。认识了这一特点，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家的思想、理论自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12]
近代以来，梁启超倡导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认为这是衡量“良史”的基本标准。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