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与今日东亚之日、朝、韩诸国的文化交流亦十分密切。当时，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皆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使臣相互往来不绝于路，如西晋立国之初的五六年中，新罗就曾三次派使臣来洛阳；南朝时，百济曾十次派使臣访问建康；而高句丽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所派来华使臣更是多达90余次。中国使臣也不断回访。形成了频繁密切的关系，为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文化交流包括儒家学说、教育、佛教、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两晋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已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高句丽、百济、新罗都十分重视儒家思想，高句丽模仿中国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教育子弟；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曾派出讲授《诗经》《礼记》的博士前往百济教学。《论语》《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儒家经典和史学、文学著作，深受三国文人学士的喜爱。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高句丽、新罗都使用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