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之争已然成为历史之后，作为曾经披坚执锐破旧创新的梁启超，有过一番总结性回顾：“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⑤
透过这番慨然兴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新学家们“诋诃旧学”的用力所在。废科举兴学堂与弃旧学创新学，本是同一个历史任务的两个方面。
二、新学非西学
维新变法失败的痛楚犹存之际，梁启超于1902年就试图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大势中追索历史成败的深层关联性。晚清“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社会思潮，是在应对西方挑战中不断失败的历史总结中形成的，这使得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更多地痴迷于“新学”救亡的理念。在梁启超一生持续不绝而又复杂多变的追求中，对于新学的探究、创获和深省，始终是其谋求政治革新的“原动力”。梁启超认为“欲谋政治之根本改革，须从国民心理入手，欲改造国民心理，须从社会教育入手，社会教育主要之工具为舆论，舆论之灵魂为思想，故思想乃创造新时代之原动力”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