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了解西方史学史之后，我们发现，尽管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文献学家和少数历史学家在古代典籍的整理、考据和辨伪上做了大量工作，并问世了众多典籍的点校本或注释性著作以及工具书，但他们证源工作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考据的终点仍有可能是某本未加证实的古书，比如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以追到荷马、赫卡泰乌斯、阿利斯提俄斯等等，可是赫卡泰乌斯等人的作品已经遗失，至多只有一些只言片语残留于世，考据至此仍然没有精确的结果。所以虽然古文献学和考据学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我们拥有的史料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疑证。另一方面，各国学者并不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成果，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伪证，各国史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对古代遗留下来的信息大多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因为若对每条史料都较起真来，像司法断案所要求的那样，要么一板一眼地核对每一个历史细节，非要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不可；要么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采取“疑证从无”的原则，那世界古代史就没法写了，整个世界史恐怕也没法写了。比如希腊史上的迈锡尼与荷马时代，至今我们不知道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墨涅拉依……是否真有其人，甚至特洛伊战争的存在也仍然是一个谜。施里曼于19世纪在小亚细亚希萨利克挖出的那座古城废墟是否就是史诗中的特洛伊，只有天知道，因为没有出土任何可资确证的文字材料。凭目前积累的史料数量和性质，离“终审判决”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多利安人入侵，荷马时代，古风时期，以及罗马的王政时期、共和早期也大体如此，更不用说没有史学只有零星历史记录的古代近东或南亚史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据现有史料和推理编织出了完整的历史线索，甚至绘出了某些细致的画面。我们可以给人以易洛魁人的母系氏族公社是全世界各民族普遍经历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说，我们可以给人以雅典史即为希腊史的错觉，可以让读者误以为亚里士多德笔下的雅典民主政治就是整个古典时期的民主政治，雅典的奴隶制便等于整个希腊的奴隶制，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等于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奴隶制……于是，我们不仅在努力侦破世界上古史的一个又一个疑案，而且还在创造着世界上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