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书和史诗，标志着史学的萌芽，但它们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史书。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分别出现了国史，这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正式史书。
国史，在当时统称为“春秋”。史载，晋国韩宣子至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14]。《墨子》有关于“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15]的引证。孟子从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了国史代替史诗的趋势，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16]孟子的话，事实上指出了史学萌生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正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反映。
当时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记载推断，国史在形式上当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活动和对这种活动的连续性记载等条件，在内容上仍是关于贵族活动的记录。“书之竹帛”是当时的书写方式。比之于官书和史诗，国史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记人、记事的前后连续性，这与卜辞、彝铭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标志着按年代先后记载形式的出现。据此可知，国史当是编年记事的史书，这是同西周末年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开始有了准确的纪年密切相关的[17]。史学的产生，除了文字的出现和历史意识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第二个特点，国史不仅记本国之事，也记诸侯会盟和他国见告之事，所记范围比《尚书》更加开阔，反映出记事者历史视野的扩大。第三个特点，国史的记载不像《诗经·大雅》带有史诗那样的笼统和夸张，也不像卜辞、金文和《尚书》那样突出贞卜与册祝，而着重于德刑礼义这些世俗的内容。国史的这后两个特点，可以从《春秋》、《左传》、《国语》等书中有关片段的记载而窥其梗概。总起来看，国史的出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史书的诞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国史出于史官之手，也在官府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