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过渡的全过程中，潘汉年是这个方面的重要的经历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陈立夫、张冲、曾养甫通过张子华同志和我党中央联系，企图促成周恩来和陈立夫的会谈。终因政局变化，始无结果。
1936年10月4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潘汉年随叶剑英同志离开保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汽车进入古都西安，当即拜会了张学良将军，转呈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两个文件，并说明我党联蒋抗日新政策的具体内容。这对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矛盾中的张学良将军的抉择起了作用。
这时，“两广事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为了制约蒋发动新的内战，中央指示潘汉年“即去南京和陈立夫直接会谈”。这样，潘汉年电告张冲，说明自己“正在西安逗留，不久即可赴南京面谈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与条件”。
恰好负责联络国共谈判的张冲已等得十分着急，加之陈立夫等想从潘汉年的口中获悉中共的最新态度，遂命张冲“立即赶到西安来会晤潘汉年”。二人相见，故做老友重逢的热情。潘汉年为促成尽快会见陈立夫，主动地将陕北方面定下的谈判方针和基本条件向张冲做了介绍。张冲的任务完成了，和潘汉年相约在上海相见之后，遂返回南京复命。潘汉年于11日动身去上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准备与南京方面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