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位德国东方学家的旅途信札中无从直接得知他感到了哪些有害的影响。我们却有理由推断，贝克尔对一个事实深感失望：尽管不少中国的教育官员和教育家——其中大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长时期以来力图按照美国模式来实现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化，但依然存在着一系列缺憾，诸如缺乏为非特权阶层的儿童和成人举办的教育机构、课堂教学活动陈旧过时、儒家的传统仍然如影随形，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改观。考察的结果加深了贝克尔和考察团的疑虑：毫无保留地照搬美国的体制是否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之适合的途径。依笔者理解，贝克尔的责难不仅是针对那些美国人，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力争赢得中国人对美国体制的青睐；同时也是针对一些中国人，他们肆意鼓吹另类的美国模式，且是中国的样板。因此，贝克尔与他的三位欧洲同事在提交国联的述职报告中共同呼吁中国官员和教育工作者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考察团成员认为，中国拥有悠久历史和4—5亿人口，代表着人类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民族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意味着，自己先要醒悟。因此，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仿效的问题，而是适应和创新的问题。美国与欧洲文化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文化影响欧洲的不断发展那样，不应该起其他作用。[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