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本文还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残酷迫害从事“生活教育”的教学与研究人员的情况。《生活学校》的编辑乃至读者相继被捕入狱，被判刑者多达116人，使日本的“生活教育”转入低潮。
最后，本文还通过介绍二战后日本《生活学校》再刊、停刊到复刊的情况，重点分析了二战后日本的生活教育。作者指出当时《生活学校》“杂志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给在荒败的日本社会中生活的孩子们提供品质精良的文化”。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日本的教育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日本教育呈现一种病态”。人们日渐认识到了生活教育的重要作用。
文章还热情歌颂生活教育给日本带来的深刻影响，正如中野光先生引用1959年日本教育联盟发表的《生活教育宣言》：“‘生活教育’拥有‘不死鸟一样的力量’，‘它将唤起、增强孩子们旺盛的生活欲望和学习欲望’。‘尊重孩子们所遇到的关于社会、自然、人类的客观现实和实际情况，提倡基本实践的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与日本的生活教育运动不谋而合。陶行知的伟大业绩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进行生活教育运动所具有的国际价值。
日本的生活教育历史及其现状研究[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