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教人士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这是他们焕发爱国心，顺应抗日时势而达变自身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渐成时代潮流，积极入世的宗教人士主张“国联”应对日本“加以有力之裁制，以绝人类之乱源”[14]；强调宗教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抨击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宗教徒“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15]
七七事变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在行动上都曾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组团到海外揭露日人欺骗宣传，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敌将士，对国家民族，有相当贡献，并“使敌人阴谋诡计不攻自破，使敌人挑拨离间的梦想，完全成为泡影”。
在抗日理论方面，伊斯兰教界人士指出，抗战胜利，需要三个条件，“（一）坚韧奋斗把敌人赶走；（二）以消耗战促成敌人的崩溃；（三）静候更有利的国际形势的到达，以世界的力量解决暴敌。”而要实现这三个条件，就得坚持两个原则，即自力更生和坚韧耐心，打消速胜的心理，做长期的努力。
论到抗日思想上的入世达变，则以佛教界为典范。
在一般人看来，佛教讲究出世修行、戒杀生，而抗日救国则是入世行为，是鼓励杀死杀伤敌人的，两者有矛盾之处，人们为此呼吁佛教徒在国家危亡之时应“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界爱国人士顺应时代大潮，对传统佛教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佛教本身，固无人我是非之分，但在世间之中安立佛教，自不能无情理也”。[16]世间的佛徒，也属人类，而人类既有国家民族，当然要求能自由独立。所以佛教徒为保全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抵抗强掠，解除外力压迫，完全属于合理正当的行为，这也符合做人的道理。《护国般若经》教谕佛教徒，当所属的国家有内乱和外患，国家需要保护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护国之法，当“内聚众力，外集多援”。中国三万万佛教徒抵抗日本对本国的侵略，就符合佛教“护国”的基本教义，也符合《护国般若经》的教导。中国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要联合维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制裁日本，这样就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爱国佛教徒最后指出，若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教徒们就无法成佛，中国“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即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