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就在这里，程门四先生之一的谢良佐（上蔡）曾经陪侍伊川先生来看视明道先生坟墓，问起佛儒之辨，伊川先生指坟围曰：“吾儒从里面做，岂有不见？佛氏只从墙外见了，却不肯入来做，不可谓佛氏无见处。”
二程子的学问，很大程度上是因佛家的挑战应运而生，因此日常言谈，必定涉及儒佛之辨。儒门学问体用一源，体即用，用即体，一个儒者的日常言行，便是他的生命蕴涵。“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儒家学问的全部在于构建和谐的人间秩序，洒扫应对在世间，高明精微亦在世间，即体即用，上下通透，其他学问根本不能及此。二先生的种种驳难，体用兼及，度越千古，至今仍为不刊。而兄弟二人均为大儒，相互辉映，将孔孟学问于千四百年之后发挥为范围天地、无所不包的心性之学，与个人的生命乃至国家天下的命运息息相关；从遗经中反复体悟出“天理”二字，把儒家学问接通天地和生民；将儒家全部学问拈提概括成“诚敬”二字，既是天理所在，亦是日常工夫，又在新的时空下发展出一套因应式的语言系统和学习系统。这三大勋绩，度越前贤，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石，成就了新儒学的大厦，四通八达，正可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功劳不在孔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