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涉嫌受贿的国会议员在举国唾弃和讨伐声中，面临穷途末运。政变后不久，众议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国会自卫”问题，议员们为保持自身饭碗计，或主张选举议长，自固势力，或主张联络南派议员，与之迁就妥协。11月5日，众议院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议员301人，就议长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但因内部意见分歧，会议无果而终。11月19日，反直各方实力派在天津开会，议决解散旧国会，并剥夺贿选议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1月底，临时政府司法部下令逮捕贿选议员，出动军警大事搜捕，受贿议员闻风而逃。其中逃往天津的部分议员发表宣言，声称“国会”已移天津。12月14日，北京临时执政府会议正式作出推翻“法统”的决定，并拟就三项命令：一、撤消1923年10月曹锟所公布的“伪宪法”；二、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失其效力；三、参众两院除拒绝贿选议员参与建国大计外，两院所有机关立即取消。
因各方反对意见强烈，临时政府未敢遽然发布上述三项命令。当时未参加贿选的议员正在京沪等地集会，宣称“护法”，提出“民国之成，基于约法”，除由总民意机关另行制定根本法替代外，无论何人，均无加以毁弃或变更之权。执政府内部亦意见不一，有人以事关重大，主张交由将来的国民会议解决，不必由临时政府负此重大责任。如财政总长李思浩即认为，现在的执政府系临时性质，并非国家之主人，譬若看房人，断无主人外出未归时越俎代庖，主动更改房内陈设布置之理。而司法总长章士钊则认为：“国会、宪法、约法三者，在现时革命政府之下，无一可以幸存。如稍持调停迁就说，或变相保留之说，则现在革命政府，失法律上之根据，非驴非马，徒与反对者以口实。故为巩固现政府地位起见，非首先打破法统不可。欲打破法统，则国会、宪法、约法三项，绝对不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