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开始后，他变得一反常态地得意和轻松，说话语调和悦。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使他发了笔财，他认为鼠疫下的日子过得不坏，再也没有警察来找他的麻烦了，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对抗鼠疫。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与别人隔离开来。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滋味，认为现在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也是正常的，大家分担恐怖，毕竟比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得多。
鼠疫结束，众人欢欣鼓舞，科塔尔却感到恐慌，他希望城市忘掉过去，一切从零开始，但他又害怕一切会像鼠疫之前那样照旧。终于，他疯了，而便衣警察也在此时前来将他缉拿归案。
很显然，科塔尔是一个“与鼠疫共生”的形象。他是鼠疫杆菌最理想的宿主。
毫无疑问，“与鼠疫共生”的形象，就是一个反面形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也有一种所谓的“理想”，就是说，他渴望一种新的生活。科塔尔喜欢鼠疫，因为它使大家处于平等地位，谁也不用去怕谁。鼠疫结束时，他所怕的就是一切恢复到过去，他又要处于警察的追捕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当然，科塔尔是有罪的，他真正的罪行，就是他从心底赞成那种导致无辜儿童和成人死亡的东西——鼠疫。这一点，是不能原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