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当然。”乔治说。
“回头再说说阿米丽亚的事。你干吗不可以娶一个比股票经纪人的女儿地位更高一点儿的姑娘?这一点我真不明白。”
“这是家里的事,”乔治一边夹开榛子壳一边说,“你和塞德利先生十八年前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人的地位是变化的。我不否认塞德利帮我发了财,或者说让我有了机会,凭自己的才干禀赋挣得了今天的地位,在牛脂业和伦敦商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但我已经向塞德利报过恩了。近来他让我报恩已经报够了。我的支票本可以说明这一点。我私下里告诉你,我看出塞德利先生的生意情况很不妙。我的主任职员乔波先生也看出他的生意情况不妙。乔波是个老手,比全伦敦谁都了解交易所的行情。赫尔克及布洛克银行见了他就想躲开。他近来恐怕老是在借款。据说“小阿米丽号”原来是他的,后来被美国佬的私掠船“糖浆号”掳了去。反正除非我亲眼看见阿米丽亚的一万镑嫁妆兑了现,不准你娶她,这断无二话可说。我家可不要破产经纪人的女儿。把酒拿过来——或者拉铃要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