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洪渊在法语、德语、英语、俄语的视野之内，通过对古代汉语的再解读，提出了一个关乎汉语未来的问题：在巴尔特回到古代汉语的智慧时，我们的现代汉语如何回应巴尔特，如何回应古代汉语的智慧？任洪渊在自问：“谁家汉语？为什么我们的汉语天传失传，却传人传外？这不是我们在问巴尔特、德里达，也不是巴尔特、德里达在问我们，而是我们在问我们自己。”(111)
三、在西方的语言转向中重新发现汉语诗性智慧
正是基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语言的这种属人性质，也正是基于汉语的诗性智慧和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任洪渊建构了古今中外互参的理论反思视野，在中国和西方两条相异的发展路向对比中，展开反思。他的言说理路是在西方的语言转向中，重新发现汉语诗性智慧。言说方法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哲学与古代汉语文化典籍进行互文式解读与互文式发现。
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趋势是不断打破逻各斯中心而走向非逻各斯中心，重新回到原初的文化源头。当中国现代思想在注目于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时，西方现代哲学却在返回“原初的存在”去寻找意义——卡西尔的“先于逻辑的表达方式”回到隐喻和神话，海德格尔的“先行结构”回到“亲在”（dasein）的“此在”家园，维特根斯坦回到“一种语言方式也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胡塞尔转向“直观”理论。西方现代语言的表达式由逻各斯中心表达方式转型为隐喻、神话，回到“思想”单元之前的“生命”单元，在“语言”中找回身体与生命的载体。20世纪的西方哲学都试图在苏格拉底前神话时代的希腊去寻根。尼采凭借“最内在的经验发现了历史所具有的唯一譬喻和对应物”——“酒神现象”，由此开启了20世纪隐喻和象的非逻各斯的精神史，他竭力礼赞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生命感觉的释放(112)：尼采找到了酒神狄奥尼索斯，激活了酒神精神；弗洛伊德找到了俄狄浦斯，披示出恋母弑父情结；加缪找到了西西弗斯，点燃了生命意志的反抗精神；马尔库塞找到了俄耳甫斯的歌声和那喀索斯的影子；叶芝找到了丽达与天鹅……他们都在重返希腊，回归苏格拉底哲学前的神话的希腊，寻找生命和命运的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