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己作，岂命也哉！[204]
这一段话表明，宋文帝的“弑逆之祸”，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他自己的种种失误所酿造出来的。“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这在历代封建君主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许多次政治动乱甚至是引起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此论，对宋文帝来说固然不错，对后世的封建君主也有警戒的意义。
在讲到南朝宋齐二代“废主”之多的问题时，作者把自己关于天命同人事的看法说得更明确了：
公子曰：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非一，或身被杀戮，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岂天性哉，盖人事也。唯上智与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乐，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