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篇小说塑造的人物并不多，着力最多也最为丰满的形象无疑是这个“女人”。小说不仅没有透露她的姓名，而且其身份特征也仅仅限于合理的推测。看来，女人所表征的绝非一个个体，而是生活在底层的众多普通人。换句话说，小说描写的女人遭遇的尴尬乃是一集体性的症候。由此，作品的真实性与现实感也就越发增强。但与众不同的是，生活的苦难似乎并未压垮这样一个女人。小说通过“我”的视角写道，“这位女病人若有什么特殊，大概在于特别爱笑”。甚至当她拿到病危通知时，“女人又是一连串笑，仿佛得到了什么好物件要炫耀，当即给条子拍了个照传到网上，两母女没事儿人一样在床上笑成一团”。总之，她们企图用市民般的“乐观”去抵御苦难所带来的创伤，当然，这种表面上的乐观只是面对现实困境无法解决而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妥协。
与此相同的是，面对她的病危，她的家人是“一式一样的聒噪，还是笑，虽有点苦和为难，并不十分沉重，那笑声高潮迭起，搅得人整个下午都不能休息”。如果说，女人自己的笑尚且带有自我宽慰式的解救，那么此刻这一屋人的笑声，则成了女人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的仪式性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