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司马氏也是如此施为：司马懿出任魏国太子曹丕之中庶子一职，而其弟司马孚则出任曹植之平原侯府的中庶子。他俩各为其主、各尽其忠。所以，在魏宫立嗣之争中，无论是曹丕还是曹植最终胜出，其实都影响不了司马家族左右逢源之大局。
琅琊诸葛氏之绸缪部署更是高明之极，一门三杰分魏、蜀、吴三国，彼此遥相呼应；诸葛亮在蜀汉位居丞相，名重天下；其兄长诸葛瑾在东吴官居大将军，身领豫州牧，亦是非比寻常；其族弟诸葛诞则在魏国官拜征东将军，节制淮南，独立成势。他们一族之布局如此恢宏深远，委实令人咋舌。
而诸葛亮之侄、诸葛瑾之子诸葛恪一家又在东吴“南鲁两宫”之争中各自入注：诸葛恪拥立太子孙和为嗣，他的长子诸葛绰则为鲁王孙霸之心腹，父子二人均可谋利上位。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世家大族的谋划和做法有违“从一而终”的道义。毕竟，乱世之间风险莫测，保全族人整体利益为上。在家族内部实行宗亲子弟“多元化投资”，既是一种宽容，更是一种难得的明智。
“有权就能任性”
“权大于法”“权大于理”是三国官场的通例。《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文帝曹丕因为治书执法官鲍勋多次对他“唱反调”，并且多次顶撞得他下不来台，心头极为不满，遂借小小过失给鲍勋扣了一个“指鹿为马”的大帽子，要把他置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