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你承认吧？”他这一问，好像是在质问冬子，当然，冬子知道，他针对的某个观念而不是某个人。
“生产与分配，在决定社会中，哪个是第一位的？”
“当然是生产。”这个基本原理，冬子也学过，小袁也给他讲过。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对方居然夸了冬子一句，冬子感觉到对方阴晴多变的激动。
“搞历史的人，从来不认真分析生产，老在分配上打转，为什么？”
冬子试着解释到：“也许，是他们擅长这个吧？”
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大量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搞历史的人，估计也学的这个，擅长这个。人们解释一个事物，总喜欢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出发，这是人性。
“其实，不光是因为他们擅长这个。更主要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已经在两千年前就定型了。也就是说，两千年来，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甚至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创立成都平原为天府之国后，农业发展的巅峰就已经树立了，后无来者。”
冬子小心地理解到：“你的意思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与成效进步小了？后来的这些朝代？”话虽然不严谨，但意思大概是对的。
“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产没革命，理论上能够革命吗？孔子的学问为什么在两千年的时间保持稳定的地位？因为，那时的生产从此就没变过，所以思想也就无法改变。超级稳定的内部挖潜，导致史学没有进步。治理模式，也算是分配模式，没有改变，重复着相似的治乱兴替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