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社会史界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面临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大规模渗透，特别是人类学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开始把大量相关的地方文献引入研究过程，从而在原来较为平面化的共时考察中加入了历史的维度。这一取向必将在未来数年内对中国社会史“中层理论”的建构，特别是对空间历史含义的重新界定产生重大影响。[37]例如王铭铭的文章以福建泉州的铺境这一独特的空间制度为个案，详细探讨了地方社会如何适应和反抗集权制秩序的渗透与控制。此项研究表明，铺境被地方官员利用而成为城市行政控制和国家权力结构的表述工具时，地方民众同样会通过仪式挪用和故事转述的方式改造官方强加的空间秩序，从而相应地改变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通过对铺境被各种势力不断建构的历史分析，一个复杂社会中行政空间与民间仪式地理之间，以及地方治理技术与“草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互动的含义就被揭示出来了。[38]这篇文章对美国人类学界流行的两种分析中国地方空间变迁的理论即“行政空间”理论和“宗教与象征”理论做出了反思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