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思想界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到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战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与有关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的思想界展开了有关辩证法的论战。这场论战首先是由张东荪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始的，随后，叶青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张东荪进行所谓的批判，散布了许多具有欺骗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艾思奇等人又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张东荪、叶青等人对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歪曲。这场哲学论战扩大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其三，从国内外环境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我党能够对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理论意识；在国内，“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掀起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也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和讲演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