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上海十年，建立了有爱情的家庭，并且老来得子，对其孤独是春风般的慰藉。他也经常参与重大的聚会，如萧伯纳来沪的会见。然而自己的战友，争取人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自己的学生辈好友柔石等被枪杀，使其经常出离愤怒！他本人也曾被列入暗杀名单，后来国民党政府顾及到暗杀一个大文人国际舆论实在太坏才罢手。不过直到去世，他都背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对其以“堕落文人”为名下发的通缉令。他经常到内山书店避难，但需要仗义执言时，他宁死也不退避：他参加杨杏佛葬礼时连钥匙都不带以示决绝，他为柔石等被枪杀的五位青年作家伸冤时，连史沫特莱都极为担心，他说总得有人为他们说话。他行走在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的地雷阵中。
“左联”后期，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等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他看不惯这些人不搞文学创作，以鸣鞭为业绩的姿态。不顾鲁迅病重“打上门来”的徐懋庸，使鲁迅找到了一个批评这一群人的出口。鲁迅赞同胡风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并非鲁迅因为这些人不尊重他就标新立异，而是他一贯的思路。他担心“国防文学”的口号会使这些以鸣鞭为业绩的人将与抗战无关的文学统统排斥，甚至斥为“汉奸文学”。鲁迅曾在“五卅惨案”后中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时，说有一个人拿了另一个人的大衣，被拿的人不让拿，拿人大衣的人说，在国难当头时你还关心自己的大衣，真是个亡国奴！晚年在《半夏小集》也否定了“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这就是鲁迅具有现代性的爱国观，也是他为什么更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左翼文坛的分裂，对后来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