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对我有害，一天一杯葡萄酒或者啤酒就完全足以像叔本华那样把我的生活搞成“苦海”，这一点我也明白得稍稍迟了些，——其实我从儿童时代起就有所经历了。毛头小伙子时，我相信喝酒和抽烟一样一开始只是青年男子的[虚荣、吹嘘]，后来就成了一种恶习。也许这也要归咎于瑙姆堡的葡萄酒。——相信葡萄酒令人开心，为此我或许必须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可以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荒谬。十分稀奇的是，通过强烈稀释了的、哪怕那么小罐头的酒，会造成一种极端的情绪败坏，这时候，我几乎对烈酒麻木不仁。而在喝水手型的格罗格酒时，人们至少会把我弄翻。……可后来，人到中年，我决定越来越严格地反对一切“含酒精的”饮料了。[[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07-1408.]
在尼采看来，德国音乐的“美好的旧时代”在莫扎特那里就已经歌唱完毕，逐渐逝去了。贝多芬是一个在不断破碎的、旧的、软弱的心灵和一个终归要到来的太年轻的心灵之间的事件，在他的音乐中闪烁着永恒的丧失和永恒的奢望的微光。如果说莫扎特是欧洲音乐传统的伟大兴趣和风格的尾声，那么贝多芬就是这个风格转变和断裂的尾声，之后的德国音乐就都属于浪漫派了。浪漫派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是第二流的，只会在剧院和群众面前受到认真对待。由于舒曼陶醉于安静的抒情诗和情感嗜好，德国音乐遭到了最危险的威胁。从此，德国音乐不再是欧洲灵魂的呼声，而下降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