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一生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得到发展，充满了变数。但人们不难看出，变中自有不变之处，就是那颗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赤子之心。从“五四”时期主张平民教育到抗战胜利后高呼民主教育，从晓庄师范的创建到重庆社会大学的举办，他始终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出路作为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不仅使陶行知矢志献身教育事业，而且也是推动他思想不断前进的主要动力。[22]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始终贯穿在他不同时期的教育活动中，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不断因时而化，修正完善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这正是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特征的思想根源。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过程。不可否认，陶行知深受西方教育思想的浸染，可是，他在学习、研究、“移植”西方教育学说时没有简单地照抄，也不是采用简单的嫁接或直接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升华和创造性的实践，并结合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质和中国国情进行融合和改造，进而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最明显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他本人在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育才学校等教育实践的不断探索中，陶行知逐渐对杜威的思想提出了质疑。对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陶行知通过自己长期的中国化实践，把它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把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虽然映射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光束，但绝非杜威教育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情民性与自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建构。正是基于此，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以其乡村教育思想为例：在立足点上，始终是着眼于占全国人口总数之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农民，立足于贫穷落后并关系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的乡村。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既不主张“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也不赞成“超政治的教育”，始终坚持和践行“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这一指导原则，具体讲，就是要为中华民族大众解放服务；在教育行政组织系统上，设计了由乡村标准学校、小学校、私塾、各界大联合和各级行政组织组成的乡村教育网络；在内容上，提倡识字教育、生利教育、科学教育、节制生育教育和公民教育；在推行方法上，实行培养村魂、设平民读书处与平民问字处、推行寒暑假乡村教育、让“读书与经济发生关系”、强迫读书和实施小先生制、传递制（连环教学、即知即传）七措并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