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批判完陶行知倡导的“武训精神”之后，紧接着重新评价陶行知本人的改良主义思想自然是合乎逻辑的。
另外，对陶行知的思想进行一番清理有现实的需要。陶行知在民国时期影响巨大，在解放区也有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就更大了。这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共1946 年对陶行知盖棺定论的高度评价，更为重要的是陶行知有一批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共教育系统的领导位置。在重新评价陶行知运动写文章的人中就有许多陶的学生，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共和国教育50 年》 附录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刘季平文集》附录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版。）
陶行知的这些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系统不可忽视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系统的领导权还基本掌握在知识分子出身的资历比较浅的革命者手中，他们之中不少人是深受陶行知思想影响的。至于国统区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没有什么深切体会的，零星的政治灌输无法改变他们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式高等教育模式的认同感。著名学者董渭川说：“从来我不‘为教育而教育’，这是对的。我把教育看着是政治的工具，也是对的。我要求教育中国化、大众化、社会化、生活化、建设化、生产化、民主化，单就这些抽象的名词看，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每一名词所包含的内容与要求。首先是我心目中的‘民主’，是以英美的‘政治民主’为基础，再加上苏联的‘经济民主’。并且过去我在主观上所努力的教育民主，实际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制造把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上的奴隶。”[43]方直说：“我们教育理论工作中第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认真地宣传、阐述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我们教育理论工作中第二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认真地总结从大革命时代到全国解放为止，这二十多年中在毛泽东同志思想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教育，由发生生成成长这一实践过程的经验，甚至没有将这一段史实，加以收集整理，供全国教育工作者研究，以此事实，去击破教育思想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44]他们的话实际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真实思想，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在全国普遍确立起来。相反，陶行知及其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却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