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初，直奉关系恶化，战争正在酝酿，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和张作霖的代表李少白（梦庚）先后在1月和2月前往桂林晤孙中山，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也在3月到奉晤张作霖，讨论三方合作讨直计划。但因孙中山阵营内部的牵扯，孙的北伐未能如期发动，对张作霖与直系的战争未起到配合作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败退出关，孙中山因陈炯明兵变而退居上海，孙中山和张作霖均有再起之心，客观情势使双方合作趋向密切。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国事至此，非有确定之方针，坚固之结合，不足以资进行……今后破敌之策，仍须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公之大任，在于迅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则敌不战而自溃，此为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并告张：“文新失策源地，诸君所需维持补充等费，竭蹶应付，拮据殊甚，未审公能有以助之否？”其后，孙中山派汪精卫多次到东北与张作霖会商。张慨然表示：“中山、芝泉与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余等当协力同心，第一步以驱逐吴佩孚、曹锟为目的，第二步再谋新中国之建设。”根据孙中山与张作霖商订的合作计划，先由南方出兵北伐，以牵制长江以南的直军；而后奉军由东北入关，直捣北京；实行南北夹击，打倒曹、吴；战争发动之后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扫除敌人以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为此，张作霖多次资助孙中山数量不等的军费与军火，孙对与张的合作基本满意，曾致函张表示：“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异同，且当量力为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