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重点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的批评，在当时看来具有突破“旧史学”樊篱的意义，是“新史学”的宣言书，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若做认真分析，他的批评却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比如，他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三恶果”。所谓“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谓“三恶果”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他的这些概括，大多有过激之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应做具体分析，不应把它作为合理的结论而加以引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梁启超这种对“旧史学”过激的批评，本出于救国心切。他在讲了“四蔽”“二病”“三恶果”之后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