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把现代化当成是使“传统”成为过去的不断前进的过程。现在，我们对这种发展的系列不再满足了，无论“现代化”包含什么别的东西，它一定包含社会认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现代化包括社会记忆的感受和制度。社会记忆的制度创造了“无时间性”，而这种“无时间性”即我们习惯认定之“传统”。实际上，所谓“传统”与现时代电视或旅游一样具有当代的意义。[43]
王斯福所说的传统“无时间性”，意指“传统”也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被重新创造出来，而且这种创造过程与对社区历史资源的重新使用和诠释有关。传统不必然就是僵化形态或者注定是被现代化潮流涤荡的对象，而可能是仍具有创造力的社区组织的源泉。对传统重构社区组织能力的评估显然与现代主义社会学影响下的历史学者的诠释取向有所不同，受“现代化论”影响的社会史研究常会把以传统社会组织的构成为特点的社区（如家族社区）拿来与现代工业化国家作比较，试图说明传统社区是非理性的产物，而现代社会是理性的产物。这一假设认定，传统社区因为是“非理性的”，所以必然为“理性的”现代国家所消灭。[44]“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对峙范畴的确立，实际上是“传统—现代”二分法观念的表现形态，它确实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取向。比如乔志强就曾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