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唯意志论视野，即人类意志能够自觉塑造未来，并因此加速时间效应。同时，它也为一种新的决定论清除了障碍。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大恐怖时期的缔造者之一贝朗特·巴莱尔(Bertrand Barère)认为他的行为是时代的产物：我完全没有去塑造我的时代、革命时期和政1治风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顺应时代。它(时代)至高无上地指挥着如此众多的人民和国王，天才和意志，甚至是那些不能被归于犯罪或过错的顺从时代和顺从世纪精神的事件。
唯意志论——认为人类可以塑造自己的未来的观点——和决定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启蒙历史学家已经展示了人类如何通过研究自己的过去，来获得历史的方向感。拥有了这种知识，人们就可以加快发展(加速时间),比如杜尔阁在担任行政官时的做法，或者革命者在大众层面进行的尝试。但是这种知识也可能会使人们以新的方式来体会自身如何陷入时间，如何“服从”时代(巴赫尔语)。
即使是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也许恰恰是那些反对者——也感受到了革命所造成的裂缝。早在1790年，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曾发表感言，“我觉得我好像处于一个巨大的危机之中，不仅仅是法国的危机，而是整个欧洲，甚至是超越欧洲范围的危机。纵观全球，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业已发生的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十多年之后的1802年，保守派理论家路易·德·波纳德(Louis de Bonald)解释了此前的政治理论家们没能完成使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尚未看到“所有事件中最具决定性的法国大革命，这个留给世界的最终指令”。波纳德见证了大革命带来的极端情况，因此总结说，“所有偶然的社会事件已经发生，社会意义上的环游世界(tour du monde social)已经实现；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极端；再也没有可供探索的疆域；我们已经来到了为人类提供精神世界蓝图和社会理论的革命时代”。无论是对于守旧派还是革命者，法国大革命都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如果不是唯一一个)决定性的突破。现代性是逐渐分裂的革命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冲突的副产品，尽管这个词语本身尚未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