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免去革命派三督之命令既发，则其解决革命派之心已揭，此时是和是战，亟待革命派之决断。可是即便如此，革命派一时仍无背水一战之决心，尤其是掌握部队的实力军人多意态消沉。因此，袁之命令下达后，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均表示遵令解职，革命派掌握的其他各省亦在观望中，即便是当初反袁最力的李烈钧也对形势发展表示出悲观，决定离开南昌去上海，柏文蔚也离开安徽省城安庆去了南京，欧阳武、孙多森由此得以顺利接任赣、皖省政，李纯指挥的北洋军亦因此在7月初开入赣北九江一带，占得了军事进攻的有利出发位置。
此时，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认为已经退无可退，坚决主张起兵反袁。他在上海召集各方会议，主张即日发动反袁军事行动，但据陈其美回忆，孙“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听之；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所谓兵贵神速之机就在革命派的犹豫不决中渐渐流逝，也如陈其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所承认，“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
